这未尝不是宪法实施的另一条路径。
其作用类似宪法，实现了该地居民有限程度的自治。1988年的莫里森诉奥尔森一案是这一转折的开始。
但对财政部却并未称其为执行部门，规定财政部的审计官完全不受总统的控制，且通过规定该部职责建立起国会与该部的密切关系。[85]参见常秀鹏：论高等学校特别公法人定位，《河北法学》2009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这种概括的执行权被授予一个美国总统（a president），而不是一个执行委员会。而是授权行政机构自行设计该标志的具体内容，并规定采用提议标志的批准程序等。制宪会议的过程清晰地显示出这两种倾向之间的交锋。
由于国会没有能力，也无必要规定组织设置中的全部细节。但其之所以还是理论（theory）而未被称为原则（doctrine），是因为它动摇了作为行政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管制委员会的合宪性基础，并引起了学者之间的激烈讨论。如果说它是执行性的，它也只是在执行准立法和准司法权力（quasi—judicial and quasi—legislative power）的意义上如此。
虽然十一人委员会在后来补充规定了总统任命官员须经参议院同意之后，就曾取消了官职必须由立法创设的规定。但是，如果官职产生了附随于这种创设行为的新的开支，英王则不得创设。[10]其实，议会参与官职的创设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中世纪。[49]但组织与作用规范，究竟孰轻孰重、如何安排体例，则由每届国会依其立法裁量权确定，并无特定成例，如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机构内部组织设置的规定，但也包含有对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加以规制的作用法条款。
行政组织的设置须由法律规定，被视作实质法治原则的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历史其实并不算长。原告是前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的遗嘱执行人。
从篇幅上看，关于行政组织的设置规范也远超过关于行政程序、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的一般性立法。但现在，总统也可能基于更加概括和宽泛的授权主张，创设特定的行政组织。但该法的主要内容是食品、药品监管方面的规定，创设FDA的相关规定仅仅列于该法第九章《杂项》（CHAPTER IX—MISCELLANEOUS）之中。同时，总统也不能将这种监督执法官员的全部权威都再授权给他人，因为宪法授权的是总统而不是别人去监督执法机构。
该案中，Amtrak拒绝了原告在其火车站上展示自己政治广告的要求。所以，不只是帝国本身，构成帝国的各邦也都应被视为公法人，导致一个国家里可以存在多个国家法人。[87]尽管成果丰富，但这种新的组织类型教义学研究范式却也可能出现被批判的传统行政主体范式所存在的问题——限制行政组织法学的全面研究。[74]2002年的《Sarbanes—Oxley Act》创设了公众公司审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以下简称PCAOB），所有从事对公众公司进行审计业务的审计机构都必须在该委员会注册，服从其规章、接受其调查监督及其对违规行为的处分（包括禁止个人在注册的审计机构执业以及对机构高达1500万美元的罚款），并交纳年度注册金。
[57]组织规章的内容包含确定机构内部上下各级官员、机构设置，官员间以职权委任为形式的职能分工条款，以及官员的继任、办公地点、机构的官方标志（Seal）等事项。[51]当必要并且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时，法律授权能源部长为在偏远地区工作的雇员及其子女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学龄段子女就近入学的交通形式等。
可见，总统基于概括性授权设置的机构，通常起到的只是某种内部化的职责协调功能，而类似我国的议事协调机构。[43]现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也沿着功能主义进路提出了一种总统制行政理论。
因为这会对臣民造成新的税收，而税收必须由议会决定。[34] 因此，宪法似乎创设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官僚制的组织体制，总统一人被授予全部的执行权。[80]保罗?拉班德认为，因为各邦国是以前享有国家主权，帝国建立后仍然是能够自我赋权，其存在只基于自身法律意志的国家。因为尽管Amtrak不会与货运公司争夺乘客，但会与他们争夺稀缺的轨道资源。此外，立法中也有事后将设置某一行政组织的立法称为某组织法的情况。各部部长如果因相关法律只授权他们做出决定，而未提及总统，进而认为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主权，总统不能监督干预，那这就与瑞士的联邦委员会制度没有区别了，而此恰好是制宪会议所拒绝的。
而传统上荣誉又总是伴随着责任或者官职，正如伯爵（count）的封号意味着他是郡（county）的保护者（conservator）—样。卡拉布雷西（Calabresi）质疑其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因为他们在法律文本并无明显歧义时就去探寻法律的历史背景已经违背了规范解释的规则。
[86]尤其在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国家不再被认为是公共问题治理的唯一核心，私法手段和市场机制在公共行政得到广泛应用，如对行政的民营化就导致了行政组织的私法化现象。（三）执行分支的补充性角色：总统的执行命令与机构的组织规章 总统在行政国的组织建构中的作用也呈现出逐步增强的趋势。
1950年的《关岛组织法》（Guam Organic Act）就将关岛的管理权从美国海军转交给了联邦内政部，并创设了该地的执行、立法和司法组织。[37]而且其完全回避了总统对自身权力如何理解的历史分析，给予只是争议一方且自然倾向于限制总统的国会过高的偏重。
[83] 尽管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但基于对传统行政主体范式的批评，近来我国学者也开启了以行政分权自治、多元独立的行政利益为基础的行政主体多元化、类型化的研究进路。[23]人们不得不承认：革命后在州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实验，根本没有尊重他们用来反对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原则。众议院显然想把根据申请分配战争补偿的职责交给行政机构，然而最终的立法却将该项职责交给裁决程序执行。因此必须关闭英国式腐败的大门，否则执行分支就会创造更多官职并填满这些官位。
而前述三个部门则是1789年建立的。[1]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赵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5—26。
（三）对组织立法的司法续造 法院不只声称，基于宪法，它可以无视立法对机构组织法地位的规定而在具体个案中自行决定机构的法律性质，它可以从消极的方面控制国会的组织立法权。乔治三世继位后，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内部已经开始腐败（corruption），殖民地人民对自由的前景更是充满悲观的看法，认为英国宪法最终将屈服于专制的力量。
[77] 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总统没有类似于任意免除执行部门官员的权力去免除一个准司法性质的行政实体的官员职务。但现在国会一般不会只是为了设置某个行政机构而单独制定组织法。
本文从理论背景、立法实践、司法裁判三个方面，评析了美国宪法上的行政组织法定原则及其实践，分析了其不同于大陆法系组织法定范式的制度特点。但其组织法却规定，PCAOB是私人性的非盈利法人（private nonprofit corporation），且其委员不是政府官员，以使委员会可以不受政府雇员薪资水平上限的法律要求，从而可在私人部门通过高薪雇佣到人才。而立法授权同时也是铁路协会成员的Amtrak制定规章，并规制整个铁路行业，这违反了联邦最高法院禁止授权原则的案例法——最高法院于1936年判决的卡特诉卡特煤炭公司案。选拔不受公众欢迎、狂妄自大、毫无政治素质的年轻贵族担任首相。
分裂政府时期，尤其当国会中存在强势的多数时，多数机构的组织设置就具有各种独立性特征。而规定它不是政府机构的立法条款，只是国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希望排除Amtrak具有一般政府机构固有特权、义务和豁免的措施，本法这样规定就是为了取消Amtrak对诉讼的主权豁免而已。
[9]于是，当欧洲大陆还保留着中世纪公、私法不分的遗迹时，普通法已经发展到了将官职（office）从私法中基本剥离的地步，承担官职通常不再如财产一样可以成为继承权的客体。[38] 还有人指出这类法庭论辩式的研究回避了严肃的历史学方法，似乎只是在用律师的论辩直觉来理解历史。
[2]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的结构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69—270页。剥夺了州长的立法否决权，其对官员任命根本没有或缺乏直接的控制。